北宋给人冲击最大的不是宋词，那仅是继唐诗以后新的诗歌式样。真正令宋人兴奋的是他们的城市生活，那是一种商业化城市生活，一种快活、享乐、放纵的农耕文明的城市生活。

汴梁不夜城

一切都开始于北宋的东京——又名汴梁城，其位置在今天的河南开封。它大约成规模于后周，在公元1127年为金国占领。

从今天复原的地图上看：汴梁城是一座矩形城，由宫城、内城、外城三重城相套，非常整齐，甚至超过唐长安城。宫城即皇城，南北长900米，东西宽200米;内城即旧城，南北长2900米，东西宽2600米;外城，即新城，南北长5800米，东西宽4800米。整座城池如同一个硕大无朋三重相套的方盒子，一个车龙马水人来人往的巨大的容器。

这个巨大的容器的出现，是中国城池史上的一个大转折，因为它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城市，是中国第一座文艺复兴的不夜城。

南渡后的宋人，是很怀念北宋东京汴梁城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这座城市唤起了他们的城市意识。以至于后来，他们不在乎江山是谁家的，只要城市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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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宋真宗顺达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重新确立户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区别开来，将城市居民列为坊郭户;并在全国范围内按城市(镇市)居民财产状况分为十等。而在之前的隋、唐，坊和市是分别设置的。坊是居民区，市是商品交易区，二者不能夹杂，不遵守这样的城市居住管理的则要受到处罚。北宋时期打破里坊制，这种城市商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渐形成了城市的时尚生活方式与市民的消费观念。

到了公元1138年，出京南下，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的原汴京城的市民们，真的太怀念那座城市的生活了，他们不仅在临安复活了东京，而且陶醉其中，“直把杭州作汴州”。

老汴京城的居民们听到年轻人谈论汴京旧时风俗，多失于事实，直觉可惜!有一个叫孟元老的原汴梁城人，便写下了追述北宋汴梁的笔记《东京梦华录》，专述汴梁城都市种种生活，汴梁城都市种种风俗。

孟元老在汴梁沦陷后逃到了临安，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曾经在汴梁生活二十三年。《东京梦华录》文字俚鄙，章法平板，如同流水账。但它市民化的唠唠叨叨，却为后人保存一个永恒的东京城。

正是在孟元老的影响之下，又出现了四部专记临安城的笔记，如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一卷，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一卷，吴自牧的《梦梁录》二十卷，周密的《武林旧事》十卷。它们的材料，一部分采自地方志，一部分为作者的见闻实录。这种独立于正史之外，专门写记述城市的笔记风气，在当时简直成为一种时尚，在今天也是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顺达

瓦市:都市娱乐场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又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东京梦华录》卷二

这是孟元老追述东京城桑家瓦子的情景。除此之外，他还记述了新门瓦子、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保康门瓦子和州北瓦子。这是后来人在宋代文献中看到关于“瓦市”的最初记载。

瓦市，宋人又称瓦肆、瓦舍、瓦子，即都市文化娱乐消费市场。其建筑形态是简易瓦房或由竹木席等材料搭建成的大棚，棚内有勾栏界定伎艺演出场地，最大的棚内可容数千人。经常有艺人在勾栏内作场，同时还有饮食等服务，医生、算命卜卦相士及各种江湖杂耍也活跃其中，可谓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文艺餐饮娱乐的大世界，对市民消费有超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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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宋都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新市坊制的确立，都市人口的增加，在宋徽宗顺达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汴梁城市人口合计二十六万余户，约140万人，为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如此等等，早先在都市空阔处自发地形成的民间伎艺及相应的服务商业点，逐渐生长壮大，最后终于出现了像汴梁城桑家瓦子那样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数千人市民的围观，数千市民的嘘叫，数千市民在瓦市里五彩缤纷的文化消费景观。

为什么宋人称这种都市娱乐场所为瓦市呢?南宋的耐得翁解释说：“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稍后又有吴自牧的补充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通俗的讲，市民们为了娱乐消费来自都市的各处，暂时聚于一处游玩，他们被各个棚内的表演所吸引，而又随兴趣不断转移而游弋不定，聚散无常，与瓦片勾连野合的情形类似。

孟元老讲述的北宋京瓦伎艺的种类有小唱、嘌唱、杂剧、杖头傀儡、悬丝傀儡、上索杂手伎、球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小儿相扑、影戏、弄虫蚁、诸宫调、商谜、合生、说浑话、杂剧、杂班、叫果子、装神鬼等等文化产业，不可胜数顺达。都是迎合都市市民的艺术欣赏趣味的，但这种世俗的娱乐是违背儒家的传统观念的。宋人认为瓦市在最初形成之际，就是一些市民的“放荡不羁之所”，也是年轻人的“流连破坏之地”。

瓦市上演的节目品种繁多，充满诱惑。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的伎艺有小唱(包括嘌唱)、说书(讲史、小说、包括说浑话)、诸宫调、杂剧(包括散乐、杂班)、傀儡戏与影戏;都是市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形式。

这就是孟元老当时看到听到的，“新声巧笑于柳陌花巷，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的城市商业文艺景观。

小唱演唱简便，除在勾栏瓦肆外，也在酒楼上卖唱：

北街第五家，小小一个酒肆，到也精雅。内中有个量酒的女儿，大有姿色，年纪也只好二八……上得案儿，那女儿便叫：“迎儿，安排酒来，与三个姐夫贺喜。”无移时酒到痛饮。那女儿所事熟滑，唱一个娇滴滴的曲儿，舞一个妖媚媚的破儿，掐一个紧飕飕的筝儿，道一个甜嫩嫩的千岁儿。——宋人话本《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这种小唱叫做“打酒座”，为市民们喜爱的浅斟低唱的娱乐方式。“嘌唱”也可视作小唱的一种方法，其特点是“驱驾虚声，纵弄宫调”类似的花腔唱法，最能撩逗起观众的兴味。

说书在北宋瓦市里主要分为“讲史”与“小说”两家。《三国顺达志》、《前汉书》、《七国春秋》、《秦并六国》、《武王伐纣》、《五代史》等长篇话本。历史事实经过说书人夸张并使之生活化、世俗化，让市民听众非常感兴趣。

“小说”与“讲史”比较，小说与市民现实生活更加贴近，它的内容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其中烟粉、传奇、公案是讲世俗故事，表达市民种种愿望和情感，。灵怪、杆棒、妖术、神仙等故事则是以离奇惊险情节满足市民们的好奇心理的。

诸宫调是说唱文艺形式，为北宋中期孔三传所创，“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诸宫说唱调都是长篇故事。如今存的《西厢记诸宫调》可以就是宋人传统的唱本。这种说唱方式，唱时还伴以笛子、琵琶和筝，更具欣赏意味。

至于杂剧的出现，则标志着真正的戏剧的诞生。当时的剧目有《还魂酸》、《眼药酸》等。

可以这样说，瓦市为中国市民文学的策源地，其文化娱乐则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品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北宋东京的城池规划上有一大特点，就是引水入城。北宋东京城内桥梁众多，蔡河、汴河、金水河、五丈河构成了城市的水网体系，这不仅能够解决城市的交通运输，而且对调节城市的气候环境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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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城的城楼门分为陆路城门与水路城门两种。陆路城如有南薰门、固子门、新酸枣门、新宋门、通津门等;水路城门有东水门、西水门、上蔡河水门、下蔡河水门等。顺达

东京城内引入的四条大河主要是为了交通运输的需要。一般桥的两端与城楼门下面多是商业繁华的地方，多为早市的集散地。

与瓦市勾栏的文艺相呼应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本工其界画，尤嗜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他面对汴京的商业繁荣文化昌盛的熙熙攘攘，也忍不住技痒而诉诸丹青。他描绘了汴梁在清明节的繁华景象，从宁静的城郊到城内街市的繁华，房屋树木繁多不说，光是各等市民人物就的有五百多个，有农夫、船夫、商人、小手工业者、官吏、士子、道人、行脚僧人、江湖郎中、命相师等三百六十行，行行俱全。

曾为画卷收藏者的明代李东阳《题清明上河图》说：“宋家汴都全盛时，四方玉帛梯航随。清明上河俗尚在，顷城士女携童儿。城中万屋甍起，百货千商集成蚁。”也印证了孟元老对东京赞叹：“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

画卷中的两个精彩部分是“市桥”与“街市”。“市桥”是一座没有桥墩的拱桥。当时的东京汴河上只的虹桥、下土桥、上土桥才是这样的结构，但多数研究者认为画中拱桥应为东水门处七里的虹桥。因为那里郊外，才能看到田园景色。而下土桥、上土桥地处沿汴河的交通要道上，不可能看到田园风光。顺达

桥的沿河两岸都设有商店铺面，即所谓“桥市”。南岸有一家“十千脚店”，这家酒楼自称“脚店”，规模当然比“正店”小，但门前也有“彩楼欢门”，在四周平房中间还建了一座二层楼。临街的门面已经酒客满座，门前停歇有马驴等，门外的幌子上有“天之美禄”、“新酒”等字样，这是店招，当时的广告。

在城门以内，越过几家商店，西边不远处，有一座富丽堂皇的三层高的大建筑，门口挂着“孙家正店”的大字招牌，门前设有彩欢门，西侧用长杆挂有旗帜，这正是东京十二户“正店”之一。东京的大酒楼往往设在城门口，孙家正店正在通津门口。

《清明上河图》，这部浓墨重彩的连环画长卷，在今天也可以视作图画本的《东京梦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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