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已经看不到地平线。被高楼大厦遮挡，地平线在遥远的天边。地平线，对于人们似乎可有可无，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想，地平线，真的对于我们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吗？如果说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我说不清。我们现在所说的价值和意义，都说非常明确指向的，大到历史与文化，小到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以至更小到柴米油盐。地平线，看到看不到，不当吃不当穿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关系不大。但不能说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对于我，看到地平线最多的时候，在北大荒。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无论出工到田野里，或者垦荒到荒原中，或者捕鱼到松花江上，或者收秋在场院，或者冬天伐木到完达山，都可以看到遥远的地平线，连接着田野荒原的尽头，水的尽头，山的尽头，和天边紧紧地镶嵌在一起。天气好的时候，地和天相连的那一线，是笔直的，是阔大的，像天和地在亲密地接吻。天气不好的时候，那一线的衔接是灰色的，是暗淡的，即使雷雨天，地平线有惊鸿一瞥的电闪，却也是平静的，安稳地等着电闪雷鸣消失，自己是看不出一点的情绪波动。这便是大自然，真正的宠辱不惊。

早晨或黄昏时候的地平线最为漂亮。有晨曦和晚霞，有朝阳和落日，地平线的色彩格外灿烂。而且，天空中呈现出所有的灿烂，都是从那里升起，在那里落幕的。有一年的麦收，我们打夜班，连夜把地里的麦子抢收，拉回到场院里来。坐在铺满金色麦秸的马车上，迎着东方走，看见了地平线是怎么样一点点的由暗变青，怎么样由鱼肚白变成了玫瑰红的晨曦，那一刻的地平线，真的是诗情浓郁，像是变化万千的舞台，上演着魔术般的童话。

1974年的初春，我离开北大荒，队上派了辆牛车送我到农场的场部，赶车的是我的中学同学秋子。黄昏时分，春雪还未化尽，牛车嘎嘎悠悠地走得很慢，似乎依依不舍。我不住地回头看着生活了整整六年的二队，忽然看见一轮橙红色的灯笼一样巨大的落日，在以很快的速度下沉，一直沉落在地平线之外，光芒还弥散在四围，我的生活了六年的二队，就在这一片金黄色和橙红色的光晕包围之中，第一次感到，地平线离我竟是那样的近，近得是那样亲近，近得那样让我心动。

第二天早晨，天气忽然变了，细碎的雪花飘飘洒洒起来。那一天，我的女朋友送我上了一辆敞篷的解放牌大卡车的后车兜里。分手在即，不知未来，来不及缠绵悱恻，车子已经驶动，吃凉不管酸的越开越开。很快，她的身影变小，和地平线融合在一起。春雪似乎是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地平线一点点地飘曳过来的。我看见，她跟着雪花在跑，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片小雪花，淹没在茫茫的雪原之中。地平线，似乎在我的周围，像一个圆圈，像如来佛的一只巨手，紧紧地围裹着我，寒冷而凄切，不动声色，又幽深莫测。顺达

离开了北大荒，回到了北京，除了在列维坦和透纳的油画中看到过遥远的地平线，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样开阔、这样让我感慨又难忘的地平线。

再一次和地平线邂逅相遇，是几十年之后。是在遥远的戈壁滩。那一年的夏天，我去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西部，寻访沙吉老人之墓。这位乌孜别克族的老人，是第一位带领勘探队到青海寻找石油的向导，为我国的石油开发立下汗马功劳。墓地在尕斯库勒湖畔，湖水全部来自昆仑山和阿尔金山融化的雪水，真的清澈如泪。湖水的尽头，便是地平线。站在湖边，遥望地平线，如同看大海和地平线相连，水天荡漾，天如水，水如天，是在别处不一样的感觉。

几十年前，一群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北京学生，也曾经来到这里。那时候，讲究上山下乡，他们是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这里当石油工人的。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到这里来寻访沙吉老人墓地的。他们和我一样，也是站在尕斯库勒湖边，被那水天相连的地平线所吸引。和我不一样的是，他们竟然脱下鞋，挽起裤腿，走进湖水之中，向着那遥远的地平线走去。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拥有很多的诱惑，膨胀着很多的激情，便毫不犹豫地泼洒出很多最可宝贵的青春。这一群年轻人被地平线所诱惑。他们无一幸免地被地平线所吞没，全部沉没于尕斯库勒湖中。

想起这一切，地平线，给予我的感觉，竟是那样的复杂，一言难尽。

前些天，看到一篇文章，介绍画家何多苓的近况。何多苓的年龄，和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经历过同样的岁月沧桑。谈到最近画作的时候，他说：以前风景画中要有地平线，必须要用地平线体现一种诗意。他说，现在，不会了，不必怀念年轻的自己，现在，他会更自由地画。

他说的这番话，肯定有他的况味沧桑之后的感悟。我想起他的那幅有名的油画《春风已经苏醒》。记得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在美术馆看到这幅油画的时候，很感动。那种忧郁的调子，那种迷茫又充满渴望的情感，那种时代交替之际的隐喻，觉得和同样出自四川罗中立的那幅名画《父亲》决然不同。画中那个坐在草地上、咬着手指的小姑娘，望着画面之外的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呢？是遥远的地平线。

无论如何，我们经历了多少苦难、迷茫、失落，乃至整个青春与生命的代价，还是要相信，地平线是存在的。哪怕它在画面之外。

题图摄影：丁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