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大楼坐落在鞍山道与山西路交口，斜对面是张园。小时候，我听大人说那是天津日报社。大楼门廊外台阶上有两根圆形石柱，足要两人合抱，这便显现了它的敦厚的气势。

那座大楼迤西是山西路小学。小学对面是搪瓷厂中转库，一摞摞铁丝编成的工位箱里装满白色茶缸子。那都是合格产品，不存在什么“碰瓷”。

这里确实是天津日报社，然而附近居民却将此处叫作“大罗天”。我当时不知典出何处，后来阅读地方史志，得知“大罗天”是旧日租界的游乐园。《天津日报》是在游乐园旧址上建起的大楼。这个残存的地名消逝于上世纪60年代末，人们终于改嘴叫这里“天津日报”了。

我自幼居住在天津日报社附近，度过小学时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鞍山道上的读报栏，一排排玻璃框里镶嵌着当天的报纸，随时供人们阅读。读报栏前的边道很宽阔，那是童年目光里的小广场。尤其晚间读报栏前灯光明亮，即使冬夜仍然有人驻足读报。那温馨的情景令人难忘。后来我识字了，也加入到读报行列。然而，我没有想到长大成人后会成为《天津日报》的作者。

多年后，我在工厂做技术员时练习写短小说，不时给《天津日报》文艺部投稿，那时已经从“尽朝晖”恢复为“文艺周刊”。我自然几次收到退稿通知，一页《天津日报》公用笺印着审稿意见，落款是手写的“文艺”二字。我清楚记得1984年3月1日，“文艺周刊”发表了我的《美的感召》，这篇小说继而被天津市作家协会（当时叫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评为1984年度文学佳作奖。我至今记得在天津科技大厦从冯牧同志手里接过获奖证书，小作者内心充满大激动。

这无疑是《天津日报》给我提供了起跳的踏板。之后我又在“文艺周刊”发表过几篇短小说。那时，我在天津市第一机械工业局工作，成为坐办公室的小干部。一机局传达室的杨大爷，曾经是《天津日报》印刷厂的职工，他得知我在“文艺周刊”发表文章，随即对我亲切起来。好像我俩都是与《天津日报》有关联的人。这属于《天津日报》无形的魅力吧。

一天近午时分，有两位男子来到办公室说找肖克凡。我立即起身应声，得知来者是《天津日报》文艺部的编辑，随即受宠若惊着手沏茶，年纪稍长者说只是来看看“文艺周刊”的作者。我愈发受到感动，竟然不知所措，从而牢牢记住他们的名字，年纪稍长者是郑玉河先生，与我年龄相仿的是宋曙光老师。

这就是自孙犁先生创办“文艺周刊”形成的编辑作风：关心爱护作者，热心培养作者，谦逊儒雅从来不摆编辑架子。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天津日报》的作者而深感荣幸。顺达平台

如今，《天津日报》70周岁了，这恰好成为我怀念时光反观自我的契机。我粗略统计三十多年来，共在《天津日报》发表了六七十篇文学作品，也可能更多些，包括我在《文艺》双月刊（前身为《文艺·增刊》）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天津风味》《大院里的媳妇们》《秋天的风景》《牌运》等等，其中《远的星》还被《小说月报》转载。这再次说明《天津日报》给我提供了起跳的平台，也让我怀念编辑这本刊物的邹明、李牧歌夫妇及编辑们，他们对我的写作给予教诲与帮助。

至今我认为值得自己记住的文章，好几篇发表于《天津日报》，譬如小有自嘲勇气与反思意识的《签字售书记》《少年遭贬记》和《我的一个朋友去了》，还有不忘感恩铭记贤者的《仰望天堂》《两位医生》和《又见到了人间天使》。2008年北京奥运会，承蒙曙光兄看重约我写了《美丽壮阔奥运夜》，还有怀念前辈作家的《也想起罗洛先生》。

走进基层采风，我写了《杨柳青青柳色新》，评论天津广播剧成绩，我写了《龙肝豹胎·玉精神》，介绍文化动态我写了《张艺谋的作业》，反映天津危改工程，我写了报告文学《安得广厦千万间》。总之，无论是当年的文艺部，还是后来的文化专副刊中心，我跟很多编辑老师成了朋友，我非常珍惜这份友谊。

从童年的“大罗天”读报栏开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斗胆声称自己是经过《天津日报》培养的写作者，而且真心视这块园地为自己多年成长的文学家园。如今，我年龄偏大被划为“50后”作家，但是每逢面对《天津日报》，我从来没有人生迟暮的感慨，毕竟我从青春年代就成为它的作者，因此只要《天津日报》不老，它的作者就会充满朝气。

想念我们共同的80年代，谢谢我心中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道路漫漫未有穷期，我将继续与你同行。